⑥危害执法人员的生命或者身体安全。

根据鲁本菲尔德的论述，活在当下的政治看似符合民主自治的抽象原理，政治的每一时刻都是崭新的，如同一次记忆格式化后的重启，而此状态下的个人也是最自由的，因为没有记忆带给他的负担，所以最能实现偏好的最大化。我们可以从社群主义的叙事性自我推演到宪法理论的有叙事能力的共同体。

约翰·马歇尔就曾在美国银行案中对宪法管长远而非管一时有过经典阐述：美国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也是在此意义上，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有过一段经典的人非苍蝇的论述。而哈贝马斯在论述二战后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时也曾有过同样的阐发：通过一张家族、地域、政治和智识传统编织起来的网，也就是通过一种塑造我们今日之身份的历史语境，我们的生活形态就与我们的父辈以及祖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查尔斯·休斯在担任纽约州长时就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部宪法下，但宪法是什么却是由法官说了算的。周而复始的推倒重来不是宪政，而是折腾。

近年，一批左翼背景的宪法学者高举人民宪政的理论旗帜，要去造司法审查的反，他们所招致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民宪政会形成一种宪法解释的多元主义政治，因此破坏着宪法的安定性。[4] 两百年后，美国宪政的发展否定了杰斐逊的命题。[101]确实如此，美国作为一个宪法共同体，不能只有生法，因为随着各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及其造成相互割据的多元法律格局，共同体会发生裂变。

罗尔斯的关键工具无知之幕正可以表明，在原初情境内立约的个体都是没有故事的，没有叙事能力的。但仅就生命长度而言，人和苍蝇不过是程度之别。[94]林肯，见前注[90],页8。法理科学是人类智识的骄傲，它虽然有种种缺陷、冗杂和错误，却是世代积累而成的理性。

牲口是没有时间感的，也因此牲口的世界没有进步，所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但原地踏步式的循环往复。一个订立权利法案的社会并不相信，‘体面标准的进化总是‘标志着进步，社会总是在‘成熟，而不是‘衰朽。

因此，生法的过程及其形成的多元法律，是对社会多元性的一种正当回应。林肯葛底斯堡演讲旨在阐述一种自由的新生，但自由之所以新生，是发生在一种连续性的叙事内的。[92] 在此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全国普遍地越来越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越来越倾向于以粗暴的感情替代法庭的严肃裁决，以颐指气使野蛮的暴民代替司法官。查尔斯·休斯在担任纽约州长时就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部宪法下，但宪法是什么却是由法官说了算的。

换言之，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去调和自治和法治的张力，可以在多元性的现代社会生成我们的法律，服从法律就是在实践一种公共自由。认真对待杰斐逊的命题，原因尚不止于此。宪政故事构成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人对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而信守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也因此成为美国人的公民宗教。同样，在另一位社群主义者沃尔泽看来，自由主义的实践看起来是没有历史的，自由主义想象的都是完全孤独的个体、理性的自我中心者、由不可让渡的权利所保护并且孤立开来的人。

[61]而人民的文化身体也正是生活在这种有叙事能力的共同体内，由此才在宪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其为一个单数的我们人民。在此意义上，连续性的叙事是美国宪政的一个组织框架，正是有了这个叙事，美国宪政发展才有了一种目的论式的整体图景。

使人相信人民可以直接发出声音，或使人相信人民必须由代表发言。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千古永续的宪法？为什么在今天奉行原旨主义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为什么一个由早已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还可以统治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人？[26]杰斐逊确实道出了宪政之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困境：一时的制宪者如何有权制定千古的宪法，当制宪者——很多情形内都是背负着原罪的制宪者——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肉身早已化为矿物质后，为什么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并未身与名俱灭，其效力反而如不废江河一样万古长流。

正是因此宪法在起草时有时必须是宜粗不宜细的：宪法的性质要求，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宏伟纲要、指明重要目标，并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一方面，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培育我们人民的政治认同。麦金太尔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体是没有故事的，由此他提出了叙事性自我的概念。[22]而宪法学家桑斯坦曾写道：宪法写入先定承诺，策略就是要去克服集体的短视或意志脆弱。约翰·马歇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判词内，就在司法讲坛上阐释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梦：在广袤的共和国内，从科罗克斯海峡到墨西哥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将征缴并且支出岁入，调遣同时给养军队。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的宗主统治，这封信则是时间性的独立宣言，宣告了每一代人都可以独立于任何祖宗成法而自治，每一代人的政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首先，杰斐逊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身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脉络内。进步性的叙事需要延展到明天、未来或现在之后，其实质是主张当下一代人以及每一代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

[3]杰斐逊信的中译文，可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478-484。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不同于过去意味着什么。

从生法到灭法，是一个共同体内多元主体之间相互接触、竞争和斗争的过程，没有这一个竞争和斗争过程，也就不会生成一个我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有学者称杰斐逊的这封信为第二次独立宣言。

斯特劳斯教授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否定存在着一种世代相继的美国人民：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并不会怀有对前代美国人的忠诚，他们与前代人之间没有关系或联系，做一个美国人并不需要信仰美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性或者准种族的美国身份。[5]原旨主义者主张，宪法解释应当回归制宪者的意图或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这又是与杰斐逊的学说背道而驰的。根据《美国宪法》的序言，我们人民是为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世制定了本宪法。[22]转引自Elster,supra note 19,p.89。

苍蝇的每一代都重新开始其故事，没有背负对过去的重负和对未来的义务……正是这种与过去和未来的断裂，使得苍蝇的生命在人看来是如此异类。无论如何，与时俱进是必需的，不可想象一部18世纪的宪法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并不意味着这部宪法没有修正、转型和断裂。

[36] 2.社群理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认为，对于离群索居的自我来说，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个人性而言最本质的，并不是我们选择的目标，而是我们选择目标的能力。如保罗·卡恩所言：民族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革命杀死了国王，但也宣布了一种新主权的存在：我们人民。

卡沃关于生法的论述，蕴含着革命和变革的种子，尤其是他承认每一个解释共同体都在生成法律，反映出他作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所怀有的造反有理的精神。[54]Drew Gilp in Faust,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s: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Knopf,2008,p.xiv. [55]Anthony Kronman,Precedent and Tradition,99 Yale Law Journal,p.1050.,（1990）. [56]Ibid.,at1053. [57]伯克，见前注[2],页127。

霍姆斯大法官尝言：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念的人们而制定的,[95]就此而言，如何在众声喧哗乃至诸神分裂的条件下，让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成为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一部宪法必定会出现各自表述的情况下，不至于造成文化分裂乃至内战，就需要本文所说的同一性认同的叙事。此论述起始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内所说的美国立国原则：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一部宪法是否有让我们遵守的权威，就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我们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一种表达。事实上，正是这种没有故事的个体才有最大程度上的选择自由，而正是个体的选择决定了个体以及共同体的身份。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太尔就曾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是没有叙事能力的：在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时，首先应当去回答一个更前的问题,我自己构成了哪一个故事的片段。

[87] 但作为美国宪政的基础理论，社会契约论至少有三个局限。准确地说，现代政治中的人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构，是需要发明出来的，人民的同意必须由意见（opinions）来维持,[70]因此人民的同意以及人民主权本身就是意见的产物，而非取决于私法学说中要约承诺的认定标准。

自由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我的故事来自于我的选择，而不是一个人的继承，但麦金太尔认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嵌入在共同体的故事中，从共同体那里，我得到了我的身份。[95]J.Holmes,dissenting in Lochner v.New York,198U.S.45（1905）. [96]Gerald Rosenberg,The Hollow Hope: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97]例如参见Larry AlexanderFrederick Schauer,On Extra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10 Harvard Law Review,pp.1359-1387,（1997）. [98]Cover,supra note 9. [99]Ibid.,at40. [100]Ibid.,at53. [101]Ibid.,at14. [102]Jack Balkin,Constitutional Redemption:Political Faithinan Unjus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5. [103]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68。

[21]美国19世纪的政治家约翰·波特.斯托克顿曾指出：宪法是锁链，人们在清醒时刻用以绑缚自己，从而防止在他们疯狂的日子里死于自杀之手。杰斐逊命题实质上否定了政治生活在时间进程中的连续性，每一代人都有自治的主权，正如每一民族都有自治的主权。